文 献 综 述
忧郁作为一种心境,仅是一种正常而微妙的情感状态。而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以持续的情绪低靡、自我贬损、甚至自戕行为等症状深深地困扰着自认具备理性观念的人类。随着人类生活规律和疾病谱的改变,抑郁症的发病率正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20年抑郁症将会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的疾病负担,届时重度抑郁会成为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原因。但有必要强调的是，抑郁成为一种疾病并非自古如此，抑郁与理性的对立和分裂也不是天然的，而是近代社会产生的特殊现象。
（一）关于抑郁的多重定义
古希腊-罗马时期希波克拉底是第一个描述抑郁的人，他说“如果恐惧或消沉较长时间，是为抑郁情感”。抑郁（Melancholia）一词由古希腊语的黑色（melas）和胆汁（khole）组成，人们认为人体内的4种体液不平衡会导致不同的状态，当黑胆汁在体液中占了高比例时则会导致抑郁的精神状态（Simon，1978:229）。亚里士多德对忧郁的看法与希波克拉底不同,他认为忧郁不完全是坏事，天才必然有一定量的冷黑胆汁：“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人,即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忧郁的特质,某些甚至有忧郁症”。亚里士多德关于忧郁症对才智有启发性的看法，为在文艺复兴时代被重新提出埋下了伏笔（田旭升，2007）。
而体液论最终让位于化学和机械因果论,躯体—精神说或者生理—心理学说接下来统治了医学论著和大众观点（Jackson，1980）。从医者逐渐明确地把抑郁和生理不适的疑病性放大联系在一起,并且把躯体性放大与作为一种疾病的忧郁症联系起来。有关抑郁和躯体疾患的生物学观点得到了悠久的西方医学传统的支撑（凯博文，2008）。
在西方还有另一种关于抑郁症的解释也同样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基督教义将人们的抑郁症状归结为魔鬼的作祟和上帝对人类不能抵抗世俗诱惑和肉欲之罪的愤怒。杰克逊(Jackson,1978)指出忧郁是一个重要的西方宗教概念,并且忧郁的历史与基督教以及医学变迁有密切联系。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最终,忧郁成为了同时意指疾病及其后果的概念。
- 作为疾病的抑郁
抑郁症可被归为情感性疾患(mood disorder)的一种(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目前,较为公认的抑郁症诊断分类体系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CD-10），美国精神病协会编制的《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DSW-IV），以及我国制定的《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在抑郁症的临床诊断及评估过程中,评定量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上抑郁症诊断分类体系也都有各自配套使用的量表。通常,量表的使用需结合病史、精神检查,并与诊断标准相配合才可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用。抑郁症发作时,个体经常都能体验到抑郁情绪、兴趣与乐趣的丧失,以及活力降低而导致疲倦感上升与活动力减低(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92,孔繁钟、孔繁锦译,1998)。
（1）抑郁症的成因
现代西方医学对于抑郁症形成原因至今未有定论,从心理社会因素、遗传学因素、神经生化、神经内分泌,免疫机制研究等方方面面探讨,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交错。其发病机制有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刘春林等，2013）、受体假说（于欣，2017）、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假说（杨志寅，2014）、抑郁症的细胞分子机制假说（王雁等，2017）、 细胞因子、兴奋性氨基酸及内分泌激素假说（张继辉等，2015）。遗传基因也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Kendler,Kuhn amp; Prescott,2004)。压力的存在会使抑郁恶化,然而压力只是促发因素或加重因索,遗传的性格才是关键(洪成志,2008)。
而在中医学中，纵观中医学对抑郁症的文献记载，发现中医古籍文献中并未直接出现“抑郁症”这一病名，其相关的病症散见于“郁证、百合病、脏躁、梅核气”等文献记载中，主要将其归属于情志疾病的范畴（余金珊，2017）。在论述抑郁症的病因中，情志因素在比较明确。有学者认为七情内伤作为致病因素之一，其异常可引起五脏伤而为郁，而肝主疏泄，调节精神情志（黄跃东，李珀，2005）。现在学者在抑郁症病因病机的研究中也多从肝郁论述，认为肝主疏泄功能失常，情志疏导无度，导致肝气郁结证（张有为，谢忠礼，2010）。但抑郁症发病原因复杂，中医学探讨抑郁症病因病机多从郁证、脏躁等疾病入手，认为情志不畅，气机郁滞是抑郁症发病的主要病机，最终伤及脏腑气血，病位在脑、心、肝、脾、肾，又可见涉及肺、胆者，累及多脏，复杂多变（张锦花，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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