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题背景和意义：
千年运河水，绵延至今，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长的人工水道，近些年国家高度重视大运河建设，给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通州区时提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6月又进一步强调，“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历史文化资源，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保护、建设好大运河，并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保护传承利用，时至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建设任务。这些无疑都给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带来了重要契机，但也提出了大运河保护与传承的新挑战。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导致社会利益日趋碎片化、多元主体间的矛盾进一步发酵，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及治理过程中暴露无遗，由于缺乏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机制，大运河保护及利用矛盾突出。以大运河发源地、申遗牵头城市江苏为例，在运河保护方面原本大运河申遗期间的联盟办公室、省部级会商小组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功能丧失，造成大运河目前大运河文化带分属不同部门，各自为政，条块分割严重；在运河利用方面随着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开发程度的日趋深入，沿线政府重经济轻文化，沿线居民也缺乏运河主人公的意识。种种原因都导致大运河文化带治理效能低下，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矛盾日趋突出，目前的治理成果还远远不能达到国家的战略要求和总书记的精神指示。
要想解决上述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程中的问题，提升大运河文化带治理效能，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与当代治理模式创新相结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需要学界做出有力的回应，解决好这一问题将有助于大运河文化带更好的保护利用，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课题关键问题及难点：
通过前期对国内及国外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国外研究起步较早，更多的侧重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的含义辨析，而国内在借鉴国外线性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文化带概念，目前更多的侧重阐释大运河文化带治理是什么，但鲜少有文献具体阐述目前大运河文化带治理现状及问题的应对措施，少数涉及大运河文化带治理的文献已初步揭露大运河文化带治理过程中的治理主体间的矛盾并提及复合主体治理，但并未详细分析大运河文化带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机制是什么，多元主体如何更好地协同治理。
所以本次研究主要是将对大运河文化带与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三者的含义进行辨析，因为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我们应该将其本土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好地阐释大运河文化带治理问题，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协同治理相关理论才能更好的探究大运河文化带治理面临的困境及治理效能提升方案。
三、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在国外相关研究中，我国所提的大运河文化带主要借鉴国外较早期的对线性遗产开发保护相关理论，而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和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是线性遗产开发保护两个重要策略，所以国外关于大运河文化带治理研究主要从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两方面展开。在遗产廊道方面，J. Tuxill,P. Huffman和D. Laven对遗产廊道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认为遗产廊道为不同组织群体参与治理提供了一个合作的体系。Michael P. Conzen和Brian M. Wulfestieg对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环境治理、遗迹修复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分析，并分析了在没有联邦所有权和行政权背景下，新出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在文化线路方面，Louis C.W.认为文化线路治理应该制定相应法律体系、提供国际合作的平台、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文化线路治理。日本的Kunie Sugio将文化线路分成四种类型，认为核心区是包括文化区、共同的地域特征区等其他区域。
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张兆曙通过对杭州运河治理复合主体的研究，总结出运河治理复合主体包括三个圈层：第一层由政府性事业主体与市场化企业主体的复合, 构成运河模式的“核心决策”圈层，第二层是具体承担运河综合整治与保护开发工程的“运作实施”圈层，第三层是“意见智库”圈层, 主要专家学者、市民群众、新闻媒体以及由政府资助的民间研究机构等社会主体构成。杨逢银、胡平、邢乐勤三人通过对杭州运河综保工程的复合治理实践进行个案剖析，得出社会复合主体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理顺主体间关系，实现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是社会复合主体有效运行的前提，社会复合主体的良性运作需要政策、法规和制度上的扶持与保障，资金是社会复合主体运行的经济命脉。张佳基于文化治理的思维角度和文化规划的方法途径，发现了单纯依靠空间规划管理实施和自上而下行政推动的弱控制力缺陷，认为文化治理理念是大运河历史环境可持续保护的战略思想。温铁军,兰永海,杨帅三人认为在新时期，杭州运河的多功能性迅速衰退，且遭遇治理的失灵是因为分属多头管理，涉及沿岸众多部门单位的利益诉求，导致治理中的 “集体行动困境”，提出要借助政府有形之手协调动员多元的社会群体，形成城市良性公共治理的实践经验。吴欣通过对大运河经济文化带建设的传承、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分析，认为目前大运河管理条块分割，导致保护及利用矛盾不断，同时，运河流经区域也存在开发步调不一，需要建立良好的协调发展机制，共建大运河文化带。吴欣、魏志阳认为目前大运河文化带治理整体与部分关系不清，协调管理机制运转较难，应把其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和线性文化线路，对大运河文化及经济价值的整体性进行认识和利用是非常必要的。范周，言唱针对大运河文化活化利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对于提升主体创新能力、推动资源要素整合、促进大运河文化资源转化的重要意义。提出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并提出了政策、人才、科技、资金和制度等五个维度去构建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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