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侠士精神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侠士作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被社会所忽视、所敌对，但是他们身上所展现的趋人之急、救人困厄、己诺必诚的精神品质却被后人铭记。近年来，关于侠士的研究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但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也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关于侠士身份的界定、侠士精神的深入探究、司马迁价值观与时代背景的联系等方面，尚有可待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侠士精神
一、文献综述
侠士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对各个朝代的文学作品都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谈到侠士文化，那就绕不开侠士精神这一主题，侠士精神是身为侠者所具备的独立于普通人的精神品格，这种高尚的精神品格不论出身、不论阶层、不论贫穷富贵、不论学识高低，只要心中有大义，愿意扶危济困，趋人之急，重义轻死，就可以称为侠士，其独特且富有个性的行为就是侠士精神的体现。侠士作为一股游离于社会的群体，其神秘莫测的力量，向来被尊崇礼乐制度的封建社会所排斥，因此在先秦以前，关于侠士这一群体的记载寥寥无几，直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站在历史的齿轮上，将目光聚焦于游离社会之外的侠士身上，首次为侠士这一特殊群体立传，剥开禁锢在侠士身上的枷锁，用笔端为受污名化的侠士正名。此后，侠士这一特殊群体渐渐向社会靠拢，尽管神秘莫测，始终被统治阶级视为“德之贼也”，但侠士的行为与其精神品格却被越来越多人所肯定，与侠士有关的文学作品在后世层出不穷，如唐代的侠义小说、魏晋南北朝的游侠诗等。因此，《史记》作为一部首次记载侠士群体的史书，对于侠士文化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侠士文化的溯源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而编撰者司马迁独树一帜的思想观念，对于侠士文化的研究更是无法绕开的关键主体。
在中国知网平台上，以“《史记》、侠士”、“司马迁、侠士”为“主题”和“关键词”检索，发现相关的论文期刊多达70余篇，这些论文期刊大多聚焦于侠士的人物形象、侠士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侠士文化的流变、侠士精神在武侠作品中的体现、司马迁的人生浮沉、侠士文化的延伸与继承等，内容深刻，观点明确，论证详实，都确切关注到了侠士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侠士的自身价值以及其对社会的深远影响做到了充分的挖掘与研究，在侠士文化的领域上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壮举。关于侠士文化与儒学的内在联系，王喜英在《从〈史记〉看儒侠文化精神的契合》[1]中谈到了儒学与侠文化的共通点，虽然两者侧重不同，都有各自独特而深刻的一面，但是其内在的文化基因都是相似的，王喜英老师指出儒学的仁义礼智信与侠士精神中的智、勇、义、信方面有共通之处，两者在某种层面是互为表里，融会贯通的。张桂萍的《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2]从人物形象入手，结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全面考察两部列传中侠士行为的异同，来探究侠士的义利观，将侠士文化放到大仁大义的伦理语境中，彰显了侠士的仁爱与信义，同时还对司马迁的布衣精神进行概括总结，明确了布衣之侠的仁义内涵。基于《史记》研究侠士人物形象分析的论文有游婧男的《〈史记〉游侠形象研究》[3]、孟蒙的《论〈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形象的复杂性》[4]、韦亚玲的《〈史记〉侠士形象分析》[5]等，或是聚焦于单个侠士人物，分析其趋人之急、解人之困的侠士风范，以及剖析其复杂的人物性格；或是分析多个侠士人物，于不同的处事方式中寻找其身上所蕴含的共通品质，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及对社会的影响。关于侠士文化与社会发展都关系，王巧昱在《任侠风尚对秦汉社会的影响》[6]中指出任侠之风盛行，对秦汉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某种风气盛行于世，慕侠之风席卷全社会，就势必会对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秩序和道德体系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从而促使整个社会发生某种变化与演进，王巧昱看到了任侠风尚与秦汉社会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即秦汉时期都政治制度、经济秩序与道德体质的变革推进了任侠风尚的兴起与盛行，而弥漫于整个社会的任侠风尚又作用于秦汉社会，影响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秩序道德伦理。基于此，作者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任侠风尚与秦汉社会之间的联系，以理清任侠风尚产生与消亡同秦汉社会政治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又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探讨侠士与统治集团的阶级对立关系，重新审视侠士的在历史中的真实身份。关于侠士精神的研究有李欢的《论〈史记〉的侠士精神》[7]、张宏斌的《司马迁与侠义精神》[8]、吕芳的《〈史记〉中侠客精神实质探析》[9]、高婕的《〈史记·刺客列传〉中的恩义关系》[10]等，主要基于《史记》中的《游侠列传》或《刺客列传》进行研究，论证潜藏在侠士身上的侠士精神。
关于《史记》中侠士文化的研究，国内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进行了严密地论证，深入地挖掘《史记》与侠士文化的内在联系，并纵向延伸，探究侠士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对立统一、侠士文化中的仁义观、侠士文化于社会演变都关联等等，对侠士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度挖掘。经过数年的研究，关于《史记》中的侠士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数十年来，学术界涌现了不少关于《史记》侠士文化的优秀论文。但是纵观这数年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史记》侠士文化的研究不够透彻，依旧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是关于侠士身份的界定没有较为明确的界定，有人认为游侠之士不效忠于统治阶级，是平民之侠，属于侠士的范畴，而刺客因效忠于统治阶级，而不属于侠士的范畴；而有人认为侠士无论出身，无论从属，只要心中有仁义，趋人之急，解人困顿，轻利重义、己诺必诚，就是真正的侠士。其次是关于《史记》中的侠士精神还有研究的空间，可以通过横纵对比，去挖掘《史记》中侠士精神的独特之处，以及与其它朝代侠士的异同。再者是对于编撰主体司马迁的人格精神的探究不够透彻，将侠士纳入史书这一举动，可以说是司马迁人生观价值观的投射，在前人都批判侠士、忽视侠士着一群体的社会背景下，司马迁依旧选择为侠士立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马迁对于侠士群体的肯定。而在以往的研究中，虽然有关于司马迁与侠士精神的研究，但没有研究透彻，仍需继续深入研究。基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本论文将基于《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研究侠士的起源、释义、侠士的精神品格与行为特质，探究司马迁笔下侠士形象的共通之处，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司马迁的人生际遇，深入探究司马迁身上的“侠士精神”。
二、查阅中外文献资料目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汪勇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荀悦撰、张烈点校.《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汪勇豪.《中国游侠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变》，《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牛运震撰，魏耕原、张亚玲整理点校.《史记评注》，陕西：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裕.《豪侠论》，见《全唐文》卷709，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五六.转引自杨燕起等编：《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海：三联书店，1984年版.陈夫龙.侠的起源诸学说评判.西南大学学报.2010，36（03）.42-47.韩云波.侠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模式.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02).田蔚.《史记·游侠列传》的侠情特质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05)：14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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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英：《从lt;史记gt;看儒侠文化精神的契合》，语文知识，.2012，（03） u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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